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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过面子看里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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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通过中共的面子看没看到中共的里子呢?
 

掸尘:透过面子看里子

作者:掸尘

【大纪元5月20日讯】70码是杭州交警给出的撞死谭卓时的飙车时速。遭到广大民众的质疑后,恐引发更为深广的民愤,杭州市公安局重新公布新的飙车时速为 84.1~101.2码。这个看似准确的时速幅度仍然遭到广大网民的炮轰,谭卓的父亲拒绝在鉴定书上签字,以示自己的抗议。官与民的两种势如水火的意见似乎使飙车案陷入了僵局。

然而,这个数字据笔者看来是很难改动的。不是说飙车撞人者胡斌的母亲是杭州市政协副主席,有一定的职权,对事件本身也能起到无形的左右作用,而是说飙车事件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事故了,里面不可避免的要加入相当含量的政治因素了。

人被撞飞二十米,并被汽车的冲劲抛高五米,能是这个时速幅度的上限所能达到的吗?但是,要是客观报出事故发生时的飙车速度,当地政府势必陷入异常尴尬的境地。敢在人流密集的市内公路上开出这么高的时速,飙车者的狂妄,权贵阶层对普通民众的藐视,都不是最主要的了,政府管理职能的缺失才是问题的关键。

我们从中共对爱滋病的压制中,或许能看出中共对此类事故处理的底线。中国的爱滋病问题为什么长期受到不应有的压制?甚至起码的人道关怀都要受到严厉的打压。因为相当一部份爱滋病患者的被感染都是通过血液传播的,而血液传播和政府的监管紧密相联。一旦如实曝光,必将受到海内外民众的普遍谴责和质疑。质疑的结果是动摇中共的政权。不要说中共主管宣传的李长春是当时血浆经济的始作俑者,今天又主抓宣传,自然要对这方面的报导全力封杀,即使换成其它的党徒主抓宣传,他也是要把这方面的报导抓“死”的。因为这已不是哪一个党徒的问题了,而是中共的政权问题了。所以,至今民众看到的中国爱滋病传播的途径,只有一种性传播了。

回过头来看飙车这一事故,飙车的时速不可能如实的公布。一旦公布,中共政权的监管自然要受到民众的质疑。公布一个时速幅度,不管你相信不相信,你也只能就时速问题的真假表示置疑,谈不上中共的“执政”问题。中共说了真话,肯定是授人以柄,不管如何收场,都必将导致政权危机。

我们再来看一看1989年的学潮,中共是如何固守自己的底线的。学生的游行根本谈不上政治目的,提的口号也不过是“打倒官倒,反对腐败”。但是邓小平的定性 “反革命动乱”,不容置疑的写进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里。虽说相当多的体制内人士也都认为定性太过火,可是,中共的这一定性始终未作更改。为什么?中共政权的独享是不容挑战的。一旦定性变了,中共就等于失守了,那就必须得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。虽说这于国于民都有利,但是中共政权的根基就要动摇;以后的农民、工人和知识份子向中共讨说法时,中共该如何应对?所以,这个口对中共来讲是绝对不能开的。社论的定性问题是中共死守的底线,不允许任何人越过。 6.4的枪声和坦克已经回答了中共对4.26社论的彻底维护,其实就是中共对自己独裁政权的坚守。

从这个角度上看,时速的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杭州市当局定下来的。这也就相当于它的定性了。至于事件的具体处理,那就都得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进行。

这个速度是经过鉴定部门鉴定的吗?一个借口而已。怎么鉴定的?采用的何种方法?为什么不公布?对中共来说,这绝对是保密的,因为一旦公布,就等于杭州当局自己坐在火药桶上而把引爆的装置交给老百姓了。反正鉴定结果出来了,还给了一个幅度,你能说政府不重视吗?不管老百姓怎么说,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谭卓的父亲签不签字都不是问题的关键,案子照样会办理下去。

这样的例子在现今的中国不胜枚举,我们拿几乎同时发生的邓玉娇正当防卫致强奸犯死亡案来说一说。招商办主任邓贵大耍流氓被邓玉娇杀死了,从官方简单的报导中老百姓都能看明白杀人者是无罪的,因为她是一个受害者,只是出于正当防卫。可公安警察把她送哪去了?精神病医院!可在医院里她却被绑在病床上,还被殴打。什么理由呢?就是要她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。

我曾被非法绑架进看守所。一天晚上新进来一个犯人,按中共的说法应该是犯罪嫌疑人。他向人炫耀犯罪经过说,把药下在同一个客房的人的茶杯里,把人家晕倒后,他再开始洗劫。没过两天吧,有一个看守把他喊到门口,递给他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你就说自己是精神病,我保证你出去。果不其然,那人被提审了两次,没几天就放出去了。

这是我经历过的实事。所以,在我刚看到邓贵大被杀这个报导时,里面有那么一句,说是从邓玉娇的包里发现了治疗抑郁症的药物,办案人员怀疑她是精神病。我当时没怎么在意,还心想,多一条精神病的条件,看来邓玉娇不会有什么大的麻烦了,因为精神病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。

但是,玉娇被关进精神病院被逼迫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的的消息传出来后,我才明白过来,原来,官方说她的包里有治疗抑郁症的药是早有预谋啊。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时,就在心里不自觉的问了自己一句,这个姑娘患有抑郁症是真的吗?按说我的结交也算可以的了,怎么没有发现周围有一个人患有这种病呢?在偏远的小镇能有人会把抑郁当病吗?

得到她被警方逼迫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的报导后,人们都彻底明白了,官方报导她包里的药物时,就已经定好了要她患精神病了。说是在她包里发现药物,那不过是给以后要她患有精神病提前做的一个铺垫而已。相关人士的用心不但歹毒,还相当的精细和周到啊。

是谁这样编排的呢?有什么目的吗?有多少民众像我一样只是期望着事情能向着好的一方发展,期望无罪的贞烈女走出根本不属于她的牢房。但是,我们的淳朴又一次的被某些人士的欺诈所伤害。鉴定精神病有这么鉴定的吗?把人绑在床上,提前进行理智清醒的谈话,要她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,这样能给政府面子,给政府一个出路。遭到拒绝后,就开始进行精神病鉴定了:有绑又有打,肯定还少不了恐吓,是不是用了药物?我们还不得而知。反正她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,她已经成了官方的精神病患者了。

看了这个后续的报导我们更明白了。官方要的是面子啊,谁的面子?肯定不是那三个强奸犯的面子,而是政府的面子。只要邓玉娇患了精神病,那就不能证明她是正当防卫,三个强奸犯就又还原为三个公务员。当然她是无罪的,凭据就是她患有精神病。往后的发展就是她被释放,家庭拿出钱财作为政府公务人员的丧葬费和医疗费,并责令家长对她严加看管。

在这件事情上,政府的面子和三个野汉的面子是紧密相联的。三野汉的面子是小,政府的面子可大了去了。这样的定性绝对不是野三关镇政府就能定得了的。想想看啊,能支配公检法、精神病医院,甚至新闻媒体的政府级别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镇政府吗?巴东县县委能左右得了恩施州的电视台吗?恩施州的头头脑脑们和湖北省委以至中共中央是怎样沟通的,咱就不得而知了。

看到了吧,邓玉娇是必须得患精神病的。就像瓮安事件中的 “俯卧撑”一样,就得有人做。官方媒体为什么要一口咬定“俯卧撑”呢?这个底线可是不能破的。如果如实说那几个小流氓轮奸后杀人,事实是还原了,可瓮安的县委、县政府、公安局被焚不就是罪有应得吗?所以,政府做的是让被害人李树芬的父母接受政府的单方面说辞;至于赔偿问题,那就是私下里的交易喽。只是政府的面子必须要确保,俯卧撑一定要做下去。所以,政府在保自己的面子的同时,也得把杀人犯保下来。

但是,强奸犯被杀一案中,邓贵大的的确确是死了,颈动脉被划断,心脏还着了一刀,焉有不死的道理。黄德智没有死,只是受了伤,目前他还必须呆在医院里。那个姓邓的小子这会儿正独自庆幸的吧。从中共对瓮安事件的处理来看,他们两个的前途是要被政府保定的了,因为政府已经把他们的强奸和政府的面子联系起来了。他们强奸的罪名要是被他们的政府轻轻抹掉了,他们能不感谢政府吗?能不把中共当成他们的亲娘吗?这样看来,他们在母亲节去寻找特殊享受,肯定是他们的亲娘非常愿意看到的呢。

说到这了,我想是不是还有一个因素在。如果不给邓玉娇个精神病,以后的干部可怎么开展工作啊?特别是基层干部,那要是按照党的要求工作起来,难保不被那些屁民们正当防卫的。要是这样的话,那工作肯定是没有办法开展的了。就这给邓玉娇个精神病患上,还难保以后不会受到这样的“待遇”呢。

其实还有一个细节也是注定要玉娇得精神病的因素,那就是在她包里发现的药物。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断定了,那就是栽赃,只不过是提前做个手脚铺垫一下而已。

中共铺垫的工夫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了的。当年为了给法轮功安个罪名搞迫害,罗干先找自己的连襟何祚庥,要他在天津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。为什么要在天津?因为天津距离北京最近,又是个直辖市。距离太远的话,罗干还真担心不会有那么多的法轮功修炼者去上访呢。他们已经料到法轮功学员会自发的去向媒体说明自己的真实情况的,所以以扰乱公共秩序抓人就成了正当的了。抓了人后的口风说的也放的非常明白:他们只负责抓人,不负责放人,因为这是上级的指示。直辖市的上级不就是中共中央吗?所谓的4.25法轮功学员的大上访就是这么来的。这当然也就成为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了。

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事件中,中共的铺垫做的是何等的细致入微,简直可以说是天衣无缝。回头看看,最近的飙车事件,邓玉娇正当防卫事件,不都是这样吗?事情出来了,当事人的罪行已经大白于天下了,中共出来收场前,就已经考虑到自己的“面子”了,于是,提前做好极其周密的安排:车速就是84.1~101.2码,邓玉娇就是患有精神病。

您说,这都是当地政府的事,怎么什么事都和中共联上呢?您就没有看到这些事都有一个相通之处吗?幕后的中共考虑的出发点就都是中共自己的面子啊。

您通过中共的面子看没看到中共的里子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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